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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两会”开幕在即，城市交通拥堵问题将毫无意外的成为本届“两会”的主要议题之一。
城市交通拥堵虽然是一种常见的“城市病”世界各大城市在发展的过程中都曾遇到，或正面临这个问题，但是我国北京等大城市交通拥堵的这个“城市病”似乎是病的不轻。我看，都快病入膏肓了。每天上下班高峰期，住在五环、六环外的上班族们都朝内环赶，地铁1、2、10、13号线上的人乌泱乌泱的，挤都挤不动。开车及乘做公交上班的人，遭遇的情形更为严重，哪怕是短短十几公里的路程，一路上大堵不止，小堵不断，往往至少多花半个小时才能到达目的地，大好时光都被浪费掉了，上班迟到被扣工资是常有的事。
政府是怎么治理交通拥堵问题的呢？管理者认为交通问题主要就是因为人多、车多。北京等城市的人口近十年来快速膨胀，已经大大超过其现有的资源承载力；北京等城市的私家车近十年来也是快速增长，远远超过了交通线路初始规划的承载力的极限。因此，北京市政府采用“三限一增”的办法来治理交通拥堵问题。
“三限”即用“户籍”来限制外来人口；用“限号”来限制现有私家车出行的数量；用“限牌照”来控制私家车增长的总数量。
“一增”即增加地铁线路，增加公交车线路和公交车数量。
诚然，以上的说法都是客观事实，政府的措施对缓解交通拥堵有一定作用。
但是，笔者认为这是治标不治本。很明显，关于上面说的“三限”限制户口外地人就不来了吗？限户口有可能会加速“北漂”们的流动速度，但是这一波人走了，还有下一波人会来，人口总量不会有太大变化；“限号”之后，私家车出行就少了吗？“限号”之后，许多家庭都咬咬牙又买了一辆车，单号、双号都有，哪天限号都有车开；“限牌照”之后，私家车就不增加了吗？只能说还在增加，只是稍微放缓了一些。总有一天“量变终究会引发质变”至于“一增”笔者认为只不过是“添一把柴火，加一瓢水”的关系，交通线路作为公共基础设施，它的增加始终赶不上私家车增加的速度。
其实，治理交通拥堵病还需标本兼治。北京等城市交通拥堵的问题不仅仅是人多、车多的问题，而更为重要的是城市各功能布局上出了问题。
拿北京为例。首先，是政府的行政机关、事业单位办事大厅、各企业集团总部等都集中在内环，无论是上下班的公务人员，还是办理事务的社会公众都要围绕行政机关进行钟摆式流动，使人口本就众多的北京极易造成交通问题；其次，是各个城区的基础设施缺乏，规划的配套功能单一。比如，回龙观、立水桥等区域，被称作“睡城”业主们白天都去别的城区工作了，只有晚上睡觉的时候才回来。再次，是北京对周围省市，如河北、天津两地的经济辐射功能尚未明显显现。中国改革开放的30多年，同时也是城市化的30多年。这些年来的中国城市化进程一直都是遵循费孝通先生的“限制大城市，多发展中小型城市”的思想。费先生是一位智者，他考虑到了大城市资源承载力的问题，所以提倡多发展中小城市，打造经济区域。但是，事实表明，由于政府资源配置因素的影响，北、上、广投入了太多的教育、政治及经济资源，这些大城市对人才的吸引力远远超过了中小城市，出现了许多年轻人“宁可在大城市漂，也不愿在中小城市碌碌无为”的现象。因为他们相信，地方越大，机会就越多。目前这种现状其实是与费先生的设想相悖的。
那么，针对以上问题，如何做到标本兼治呢？
首先，将北京等大城市发展成为大城市集群，增强承载力。我们可以欣喜地从近年的一些事件上看到这个宏伟蓝图的影子“扩建地铁，将河北燕郊、逐州等县纳入北京半小时经济圈”、“京津高铁”等，这些举措都是在为将京津这个区域打造成大城市集群而努力。
其实，大城市政府行政机关、事业单位办事大厅等迁离市中心。不但能缓解交通压力，对市中心、郊区的房价的均衡也有一定作用。
再次，完善各城区的配套功能。如在居民小区周围增加工业园区、商业中心，使居民的工作、消费在区域内部能得到部分满足。
最后，笔者将密切关注两会上关于交通拥堵的议题，希望这个问题能逐渐得到根本的解决。
“两会”开幕在即，城市交通拥堵问题将毫无意外的成为本届“两会”的主要议题之一。
城市交通拥堵虽然是一种常见的“城市病”世界各大城市在发展的过程中都曾遇到，或正面临这个问题，但是我国北京等大城市交通拥堵的这个“城市病”似乎是病的不轻。我看，都快病入膏肓了。每天上下班高峰期，住在五环、六环外的上班族们都朝内环赶，地铁1、2、10、13号线上的人乌泱乌泱的，挤都挤不动。开车及乘做公交上班的人，遭遇的情形更为严重，哪怕是短短十几公里的路程，一路上大堵不止，小堵不断，往往至少多花半个小时才能到达目的地，大好时光都被浪费掉了，上班迟到被扣工资是常有的事。
政府是怎么治理交通拥堵问题的呢？管理者认为交通问题主要就是因为人多、车多。北京等城市的人口近十年来快速膨胀，已经大大超过其现有的资源承载力；北京等城市的私家车近十年来也是快速增长，远远超过了交通线路初始规划的承载力的极限。因此，北京市政府采用“三限一增”的办法来治理交通拥堵问题。
“三限”即用“户籍”来限制外来人口；用“限号”来限制现有私家车出行的数量；用“限牌照”来控制私家车增长的总数量。
“一增”即增加地铁线路，增加公交车线路和公交车数量。
诚然，以上的说法都是客观事实，政府的措施对缓解交通拥堵有一定作用。
但是，笔者认为这是治标不治本。很明显，关于上面说的“三限”限制户口外地人就不来了吗？限户口有可能会加速“北漂”们的流动速度，但是这一波人走了，还有下一波人会来，人口总量不会有太大变化；“限号”之后，私家车出行就少了吗？“限号”之后，许多家庭都咬咬牙又买了一辆车，单号、双号都有，哪天限号都有车开；“限牌照”之后，私家车就不增加了吗？只能说还在增加，只是稍微放缓了一些。总有一天“量变终究会引发质变”至于“一增”笔者认为只不过是“添一把柴火，加一瓢水”的关系，交通线路作为公共基础设施，它的增加始终赶不上私家车增加的速度。
其实，治理交通拥堵病还需标本兼治。北京等城市交通拥堵的问题不仅仅是人多、车多的问题，而更为重要的是城市各功能布局上出了问题。
拿北京为例。首先，是政府的行政机关、事业单位办事大厅、各企业集团总部等都集中在内环，无论是上下班的公务人员，还是办理事务的社会公众都要围绕行政机关进行钟摆式流动，使人口本就众多的北京极易造成交通问题；其次，是各个城区的基础设施缺乏，规划的配套功能单一。比如，回龙观、立水桥等区域，被称作“睡城”业主们白天都去别的城区工作了，只有晚上睡觉的时候才回来。再次，是北京对周围省市，如河北、天津两地的经济辐射功能尚未明显显现。中国改革开放的30多年，同时也是城市化的30多年。这些年来的中国城市化进程一直都是遵循费孝通先生的“限制大城市，多发展中小型城市”的思想。费先生是一位智者，他考虑到了大城市资源承载力的问题，所以提倡多发展中小城市，打造经济区域。但是，事实表明，由于政府资源配置因素的影响，北、上、广投入了太多的教育、政治及经济资源，这些大城市对人才的吸引力远远超过了中小城市，出现了许多年轻人“宁可在大城市漂，也不愿在中小城市碌碌无为”的现象。因为他们相信，地方越大，机会就越多。目前这种现状其实是与费先生的设想相悖的。
那么，针对以上问题，如何做到标本兼治呢？
首先，将北京等大城市发展成为大城市集群，增强承载力。我们可以欣喜地从近年的一些事件上看到这个宏伟蓝图的影子“扩建地铁，将河北燕郊、逐州等县纳入北京半小时经济圈”、“京津高铁”等，这些举措都是在为将京津这个区域打造成大城市集群而努力。
其实，大城市政府行政机关、事业单位办事大厅等迁离市中心。不但能缓解交通压力，对市中心、郊区的房价的均衡也有一定作用。
再次，完善各城区的配套功能。如在居民小区周围增加工业园区、商业中心，使居民的工作、消费在区域内部能得到部分满足。
最后，笔者将密切关注两会上关于交通拥堵的议题，希望这个问题能逐渐得到根本的解决。